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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品先:在孙枢院士追思会上的讲话

 

在孙枢院士追思会上的讲话

 

汪品先

(同济大学)

 

       孙枢先生的家属,大家早晨好!

       今天是一个追思会,孙先生走了三个礼拜了, 因此它不同于告别会,不再像当时那样激动;也不同于以后的怀念会,会有一段时间上的距离。就在这个时候,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老孙的定位:他是一个什么人。我想,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地球科学发展的领袖人物,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。改革开放的三十年,是中国地球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。这时期里涌现了好多位领袖人物,有的今天就在场。但是孙枢先生是其中涉及面最广、影响最大、而且为时最久的一位。他学生时候的活动,就记载在“竺可桢全集”的日记里;直到去年他还主持极地的会议等一连串的活动,从1953年工作到2017年。像这样长的时间,对中国地球科学这样大的贡献,很难能有人相比。当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你可以有各种做法,你也可以采用官僚的做法。但是孙枢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。

      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,也是他影响最大的,就是战略研究。九十年代的战略研究跟今天不同。今天的战略研究,我记得几个月以前在这里讲过,很多就像是科研经费提前分赃的会议。那时候的战略研究是真的想挑战一些原有的概念。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九六到九八年,学部搞的中国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究,后来出了 “中国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:从地学大国走向地学强国”这本小册子。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来说,应该说是空谷足音。因为那时候学术界并不流行批评,而我们那时候严肃提出了战略层面的问题:比如说学风问题,有些科学家通过媒体在那里吹牛;我们提出来向国际接轨的问题,不要光会在家里热闹;我们也提出来不应该光是描述,应该去探索科学问题这样的新方向。这种声音在当时是不多的,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。后来我记得赵鹏大校长和我,我们组织地球科学教学问题的战略研究,结果到中国科学院的咨询委员会去汇报的时候,就被委员会的领导给否了。他不叫否定,他就说研究研究就压下来了,没有给发表。孙枢后来把这项研究成果以地学部的名义给印了。也就是说,当时做这种战略研究并不是都受到欢迎的,理由是别的学部都没做,你地学部做什么。这种处理方法在中国是比较习惯的,而老孙不是这样做事情的。

       他做这些事情有一个比较好的、也是比较明显的特点,刚才大家已经多次提到。中国有一句古话,叫做“外圆内方”,我觉得这就是孙枢的为人。你去看他外面是“圆”的,他从来稳重,几乎很少有人看到他发火,说话都很和气;但他不是没有原则,他非常坚持原则,心里是很有数的。不过不会像我们那么毛躁,要惹得对方也跳起来,最好打起来,他不是这样做人的。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,我一直在想学,就没学会。比如说一个绳打起结来了,他是去找什么地方可以松动去把这个结解开,我呢就非把它抽紧,咱们两个看看谁厉害。我觉得老孙的做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       另外他站的高度是一个国际的高度,具有一种国际的视野。这个在对待海洋科学上是最明显的,他是最早支持深海远洋科学研究的。一九八零年他代表中国去参加了南极科学研究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;然后九十年代晚期,又是他到国务院办公厅去答辩中国参加大洋钻探,那时候叫ODP项目的立项任务,都是他做的。以后他就承担起领导责任,现在主张深海远洋研究并不稀奇,大家都抢着上,据说中国现在海洋学院的数目比全世界加起来还多。但是那时候不容易,他能看见这些还能支持这些事情并不容易。他做了十几年的中国大洋钻探学术委员会的主席,到了前三年才请丁仲礼接任。他一直到去年还在做极地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主席,还到上海去主持国家海洋局极地科学重点实验室会议,而且非要站在那里做了半个小时的总结报告。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,我们都劝他坐下坐下,但他就是要站着讲完,像这种精神确实是叫人非常非常的感动。

       关键在于孙枢是一个秉公办事的人。我记得很早以前,我们就谈起过地学界活过九十岁的老前辈并不多,现在看来不稀罕了,而那时候九十几岁的很少见。他对自己的后事也想的很周到,我们不知道去年他到上海去的时候,其实就已经安排了到老家去告别。我们都不知道他的遗体捐献这些事情都早做好了,最后他走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低调,叫人想起徐志摩的那首诗:“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的来。”孙枢就是这样的一位科学家、组织者,一位伟大的人,正因为这样,他就会活在我们的心里,而不是活在表面上。就像做寿,他是不做的;但是有些人做一次不够,还要做多次,谁要不捧场他就对谁有意见。我记得,三个月前我去看他,11月23号到中日友好医院去看他。开始他的反应有点呆,后来精神来了,我本来还想给他讲点大洋钻探,后来觉察到他已经状态很不好。他给我讲的全是告别的事,他跟我讲怎么样坐轮椅上飞机,到广州去跟傅家谟告别,他埋怨秦蕴珊到北京看病不告诉他,没有能够得到告别的机会,他心里很坦率的等待着什么时候他自己走。我要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你再坐五分钟,后来又谈了岂止五分钟,最后他还柱了拐杖送我上电梯,我很明白这是我们的告别。

       抗战前期出生的三十年代的人,现在退出舞台了,一个挨着一个的走了,当然也有插队、也有掉队的。我们慢慢的都在走开,一个一个慢慢的离开了。就在这离开的时候,觉得我们这代人很幸运。世界上很少有一代人能亲眼看到一个国家经历这么多的变化,而且看到这个国家有今天这样的兴旺发达。现在的责任都在年轻人身上,前面说到了大洋钻探,我刚才跟丁仲礼同志说现在是你们的责任。但是只要我们这些人还在,那就应该继续努力,帮助年轻人做一些事情,把老孙想做的事情由我们来把它做得更好,以此来告慰老孙的在天之灵!谢谢大家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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